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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小平:借西學之石,攻中國之玉

——談談西洋漢語研究史

姚小平2020年05月13日14:01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方漢語研究史:16—20世紀西方漢語觀之嬗變”負責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歐洲語言學和中國語言學的歷史幾乎等長,前者發源于希臘羅馬,后者肇端于先秦兩漢。兩種語言學傳統各自獨立萌生,長期互不相干,在自身的疆域內緩步推進,服務于各自的語言文字,研究的重心和取向因此很不一樣。歐洲語言屬于屈折型,形態繁復多變,詞類界限相對清晰,使用易讀易寫的字母,所以在歐洲,古典時期便有語法書,中世紀才出現詞典,而文字因無須多究,并不構成學問。漢語屬于孤立型,形態簡明少變,詞類界限模糊,書寫采用繁難的會意字符,字與詞既有重合又相區別,故而訓詁學、文字學早早興起,字典編纂尤為發達;中古借譯經而引入反切,遂有音韻之學。唯獨語法一門,在中國傳統學術架構中向無地位,及至晚清才出現自成體系的專書。

假若東西方之間從未接觸,則當今中國的語言學乃至國人的語言生活,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態呢?筆者猜想,我們的語言研究仍會維持傳統小學的格局,即文字、音韻、訓詁三門,而沒有普通語言學或理論語言學;會有虛字書,而沒有規范語法和教學語法;照舊分辨字類的實與虛、死與活,而不是劃分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數詞、量詞等。甚至,我們不會有拼音字母,音標、查索、輸入的種種不便可想而知。至于我們的語言教學及考試,恐怕會限于母語一種,沒有外語一說。

反觀歐洲,假若歐人始終不識漢語,那里的語言學將會怎樣發展呢?至少有兩個方面會大受影響。首先,有關語言的哲學思維會因此失色,不可能發問并深思:中西語言文字的差異何在,二者孰優孰劣?培根深信,中文是一種“真字”,能夠忠實有效地傳遞概念;萊布尼茨以為,西文是有聲語言,中文則屬于“視覺語言”;黑格爾聲稱,中文隱有缺陷,不利于科學發展,等等。那是一場持續了數百年的論辯,余響至今仍在。其次,倘若缺少漢語一環,中世紀學人所憧憬的世界語言圖景將無法完整,孤立、粘著、屈折三分的語言類型模式會難以構成。近代語言學家談及孤立語,無不舉漢語為例,因其不僅具有高度的單音節性,而且擁有與這一特性匹配的語素文字(logogram)。何況漢語文獻浩繁,語體復雜,使用人口基數龐大,分布廣闊而地理變異尤多,就語言文化的典型意義而言,沒有任何其他語言能夠補償漢語的缺失。

所幸歷史的進程不由人揣測,東西交通勢在必行,語言接觸無可阻擋。晚明西洋傳教士趁歐亞海路開啟之機前來中國,由學說漢話、寫方塊字、讀經籍與小說起步,逐漸認識漢語,進而沉浸探索。從此,漢語研究不再是中國人自家的事情,在本土小學的路徑之外添出一條西洋漢語研究的線索。這條線索始則單一,繼而多頭,由16世紀末的三兩冊學習筆記演繹為20世紀初的上千種專業著述,音韻、詞匯、語法、修辭、方言、文字無所不包。研究者的行列,起先清一色為在華教士,故有傳教士語言學之稱。未幾域外便起響應,歐洲各國的哲學家、漢學家、語言學家紛紛加入。久之,西士發現歐語的分析模式不盡適合漢語,而中國傳統方法亦有可取處,遂拿來摻入自己的體系。如明清虛字書為西士利用頗多,每每整個分類連同字詞的詮釋被搬去植入西洋漢語語法。略晚,有儒生張儒珍與美國教士高第丕合著《文學書官話》(1869)。至馬建忠留法歸國,借歐西“葛郎瑪”的范式自創體系,撰就《馬氏文通》10卷(1898—1899),始有本土首部現代意義的漢語語法。如此逐步進展,臨近20世紀,西洋漢語研究史也就不再純屬西學統系,而變身為一部中西語言學傳統匯同相長的漢語研究史。

對這一段綿延三百余年的西洋漢語研究史,該如何下手考察呢?無論哪門學術史,首先都要把原始文獻梳理清楚。但這一領域的文獻至少有兩點不同于一般。

一是語種繁多,有葡、西、法、意、德、英、荷、俄、拉丁語諸門,研讀原著的難度頗大;蛘f,西士撰寫所有中國題材的著作,都是用的各種歐語。然而,語言在其他領域的著述者只是一種表達工具,而到了漢語研究者手中,語言除此還是一種分析手段,不同的背景語言框架會導致不同的觀察視角,所獲的結果也會因此有別。比如同樣分析漢語語法,若從拉丁語出發,可能會偏愛變格變位,以為漢語沒有這些是一大缺陷,若立足于英語,則有可能簡化分析,不至因為漢語絕少形變就感到遺憾。許多原著過去難以覓得,現在電子本不難到手,而深度的解讀仍舊鮮見,多數討論止步于篇目譯述或內容簡介,局限于著者生平、藏本信息等外圍問題,正是因為研究者未能掌握分析手段,無以深及文本內里。

二是手稿極豐,殊難盡攬。起初傳教士學漢語,都是獨自奮斗,由于沒有適合外國人用的詞典,不得不親自動手輯錄字詞、解析語句,同時創制注音以轉寫中文。如此逐年積攢,形成一定體系,才能編次成冊,供新一代教士用為進學資料。早期傳教士的語文手稿,有些已經湮滅不存,有些可能長埋于某地書庫,尚待時日發掘,真正得以傳世、為學界所識而能用作研究資料的只占幾成,刊行面世的更無幾種。許多傳教士身前或故后,會將手稿交予教會機構,以使遺作有所歸藏。

梳理文獻之于考史,猶如制備食材之于烹飪,雖然極要緊,卻不是學術史的精義所在。接下來須思考:歷來西士學習漢語并付諸實用,遭遇過哪些問題,怎樣反復嘗試以求克服,覓得既省便又合理的解決辦法?在探發漢語結構、思索中國語言文字特性的過程中,西士所關心的實質性問題有哪些?在不同的時期,各會派的傳教士和歐西各國的研究者怎樣從自身的立場出發,認識并理解這些問題?他們的悟識、觀點以及處理方式,同有幾分,異在哪里,造成異同的原因又何在?諸多文獻就擺在我們的面前,需要通過精深的解讀與分析,辨別良莠,剔除枝末,歸整出一些關乎漢語特質的問題。

由文獻史上達問題史,是考察西洋漢語研究史的必要步驟。宏觀層面的問題,西士之間往往代復一代論爭,而難以達成共識。例如,怎樣理解漢語的單音節性,這種特性是孤立語的本性使然,抑或以語言發展的歷史階段為轉移?漢語語法殊異于歐語,究竟靠哪些手段運作?這些手段是形式的還是意含的?如果兩類手段都有,則如何相互協調與互補?詞法與句法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系,應該如何區分?詞類怎樣劃分,詞性怎樣界定?等。這一系列理論問題延伸至今,當代中國學人仍在討論,只是未必意識到西士早有論述。微觀層面的問題,雖然具體得多,也非短期就能解決。有些問題涉及應用,歷經頻繁實踐,數代人不懈求索,終有可能形成大抵統一的設計方案,或多數人傾向采納的操作體系。例如,在編寫雙語詞典時,是否有必要標明漢語字詞的語法性質?在詞目的釋義中,怎樣使中西詞語不僅意思相當,詞性也能匹配?怎樣把中文轉寫為西文,即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怎樣記錄聲調,區分送氣與否?調符和送氣符,怎樣處理才能妥帖,既便于書寫,又不與字母或其他符號相混?

漢語拼音和拉丁注音實為同一物,只不過新舊有別,服務對象不全相同。拉丁注音主要是供外國人用,漢語拼音則是國人自己用,F在漢語拼音越來越通行,但拉丁注音(如威氏拼法)在海外猶有用場。說到漢語拼音,人人都記得周有光,尊他為“漢語拼音之父”?墒侵芟壬约簩@一美譽不敢受,因為漢語拼音近有其父,遠則有其先祖,即明末來華傳教士發明的拉丁注音。因語言背景有異,所屬會派不同,傳教士產出的注音體系不止一種,其中影響時人最深、與漢語拼音關系最大的,是存錄于《西儒耳目資》的耶穌會注音體系。此書為耶穌會士金尼閣所著,1626年梓行于杭州,1957年復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影印再版,列為《拼音文字史料叢書》之一種。僅此一事便足以說明,國人對西洋漢語研究史上的好東西自有一份認可。一部西洋漢語研究史,能給我們很多教益。

(責編:孫爽、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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