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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益亮:從先秦兩漢中醫出土文獻談文化自信

2020年07月07日08:20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 “基于先秦兩漢涉醫簡帛的早期中醫藥文化溯源研究”項目負責人、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毙轮袊闪⒁詠,中醫出土文獻不斷被發掘與保護,據統計,出土或收藏次數有35次之多。中醫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為例,截至2019年底,資助中醫出土文獻類課題32項,覆蓋所有基金類別。習近平總書記在專家學者座談會上強調,要加強古典醫籍精華的梳理和挖掘。通過對中醫出土文獻的系統研究,不僅可以理清我國早期中醫藥思想文化的面貌,更有利于堅定我們的傳統文化自信。

中醫出土文獻是中華文明的歷史見證

中醫出土文獻的載體主要有竹簡、木簡、木牘以及縑帛,其中簡和牘的區別主要在于“簡”為細長條形,可寫一或兩行字,常用繩子編聯;“牘”則為寬大片狀,可寫多行文字。如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五十二病方》為五書合為一卷的“帛書”,《十問》《合陰陽》為兩書合為一卷的“竹簡”,《雜禁方》為“木簡”;甘肅武威漢代醫簡主要為“醫方”,則由七十八枚竹簡和十四塊木牘構成?梢哉f,這些出土的中醫簡帛、簡牘文獻本身就是珍貴的歷史文物,簡牘制作工藝、書法藝術價值,向世界展現了兩千多年前我國的文獻、文字水平,反映了當時我國的醫學面貌,是中華文明的歷史見證。

又如“云夢睡虎地秦簡”已經記有傳染病的預防制度,曰:“甲有完城旦罪,未斷,今甲癘,問甲可(何)以論?當(遷)癘所處之;或曰當(遷)(遷)所定殺。城旦、鬼薪癘,可(何)論?當(遷)癘(遷)所!薄鞍O遷所”就是專門用來隔離麻風病患者的地方,開創了我國乃至世界傳染病隔離之先河。除出土的中醫簡帛、簡牘文獻外,還有相關器物的出土,如河北省出土有“西漢中山靖王府醫工銅盆(1968年)”,四川省出土有“綿陽雙包山西漢墓人體經脈漆雕(1993年)”“成都老官山西漢墓經穴髹漆人像(2012年)”,這些珍貴的中醫藥出土文物都是中華文化的寶貴遺產,更成為了現代的國家寶藏。

中醫出土文獻展現中國原創力量

中醫思想文化的形成離不開傳統文化的土壤,如先秦兩漢簡帛醫書在論述身體觀中直接將中國古代哲學思維方式引入,并結合了中醫學對身體的認識,從而形成了具有中醫學特色的身體觀,即是一種氣化的身體、數術的身體、中和的身體、比喻的身體、結構的身體。以氣化身體觀來說,“氣”作為中國古代哲學的起點,被先秦諸子用來闡釋或實踐各家的理論工夫,如老子的“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孟子的“浩然正氣”,荀子的“治氣養心”, 尉繚子的“戰在治氣”等!皻狻弊鳛樯眢w與自然溝通的媒介,是“天人相應”思想的具體表現,簡帛醫書也常用“氣”進行身體論述,主要體現在“化生”“筑形”“決死”三個方面。除傳統“天人合一”外,在成都天回漢墓出土醫簡出現“通天思想”,這是中醫學的原創,以“氣之通天,各有官竅”(《脈書·上經》)統領“生氣通天”“五行通天”“五臟通天”“五色通天”“經脈通天”,即以“通天”的生命認識為核心,將人體的呼吸、五行、五臟、五色、經脈等貫通連屬,成為中醫診法理論體系構建的思想基礎。

在陰陽思想方面,中醫學又創立“三陰三陽”思想,中醫出土文獻《陰陽脈死候》《脈書》記載:“凡三陽,天氣也。其病唯折骨、裂膚,一死。凡三陰,地氣也。死脈也,陰病而亂,則不過十日而死。三陰腐臟爛腸而主殺”,指出三陽為天氣,三陰為地氣,并將“三陰三陽”(厥陰、少陰、太陰、少陽、太陽、陽明)運用于經脈理論,是后世十二經脈的起源?偠灾,中醫學在吸收傳統思想文化建立自身理論體系框架時,又能有所創見和發展,使自己的思想體系更加完善,展現了中國原創力量。

中醫出土文獻守衛中華民族健康

中醫出土文獻主要以“醫方”“醫經”為主,這與《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基本相符,根據現代學科分類,涉及中醫基礎理論、中醫診斷學、針灸推拿學、方劑學、藥學、養生學以及臨床各科的治療等。臨床各科的治療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男科、五官科、骨傷科、肛腸科、傳染病等,充分說明在先秦兩漢時期中醫學已經在應對各科疾病,并積累了大量的醫方,如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養生方》,老官山出土的《治六十病和齊湯法》以及還在整理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醫方》、湖北荊州胡家草場大墓出土的“經方”簡(1000余枚)等。

以養生來說,先秦兩漢簡帛醫書中對養生已有大量的論述,通過整理與總結發現當時醫家認為養生身體的表現主要有發黑膚澤、耳目聰明、身輕善行、力強壽長、氣充精足等。又有專書《養生方》記載具有養生功效的方劑,主要涉及補益、延年、養顏等,其中補益劑占養生方的一半以上,是養生方最主要的內容。從養生方劑中所使用的藥物功效來看,當時醫家對于藥物功效的把握與應用已經較為全面,經對比研究,其與后世本草書的記載基本一脈相承。除藥物功效外,還對藥物采摘時節、藥物炮制、服藥方式、食物補益等進行論述,表明當時已經具有較高的用藥水平。中醫出土文獻的不斷發現,讓我們看到了與傳世中醫經典《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同時代或者更早的醫學典籍,也向世人證明我們的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經過了大量的臨床實踐的總結,成為中華民族健康的守衛者。

中醫藥文化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是以《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四大傳世經典為核心的醫學文化。先秦兩漢時期,尤其是先秦時期的中醫藥文化由于文獻資料的散佚和缺失,一直以來都存有相當多的疑惑與空白,因此學界對于早期的中醫學體系的形成存有不少困惑。新中國成立以來,中醫出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逐步揭開了先秦兩漢時期的中醫學面貌,無論是其自身所具有的文物價值,還是其中蘊藏的“道”(思想文化)和“術”(醫學技術)的價值,都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從兩千多年前的出土文獻中,我們找到最真實的文獻記載,證明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傳統文化一路走來,在不斷地傳承、發展、創新。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傳統文化也在繼承和創新中,以應對這個時代的需要,這就是傳統文化生命力,也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責編:孫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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