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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漢民:范仲淹《易》學對宋學的開拓

2020年07月07日08:36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首席專家、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

雖然北宋初期儒家學者群星燦爛,但是只有范仲淹才稱得上宋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錢穆先生說:“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狈吨傺妥鳛樗螌W開創者和奠基人,與此二者均有密切聯系。

對王弼以老莊解易的糾偏

要對范仲淹易學有深入理解和客觀評價,必須納入到從玄學到理學的易理演進脈絡之中,關注從晉易到宋易的重要轉型。玄學家以老莊之道解《周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經部·易類》)范仲淹是通過《易義》而成為“闡明儒理”的宋學開創者,這既體現在他對王弼以老莊解易的糾偏,更體現在對宋易代表胡瑗、程頤的導范作用。

宋儒強調重建儒學,首先希望恢復先秦儒家的原典精神。所以,我們需要首先考察范仲淹對王弼以老莊解易的一系列糾偏。

其一,在形而上之道方面回歸儒家原典。王弼受老莊影響,故而對《周易·恒》卦作出道家式理解,他詮釋恒之常道時說:“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無施而得也!保ā吨芤鬃ⅰは陆洝ず恪罚┩蹂鲫P于“靜者,可久之道”的本體詮釋,就顯然是一種道家式的形而上學。范仲淹同樣詮釋《恒》卦的本體論意義,但這個恒常之道卻是天地倫常法則。他特別強調,《周易》的恒常之道也就是儒家圣人之道,即“‘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瘓蛩礊槿,終身而已矣,知其常也哉!”(《易義·恒》)范仲淹表達了宋學力圖以儒家天道觀解決道德形上學的問題。他寫了一些有關易理的賦,特別贊賞儒家圣人之道的剛健、神化特質,并將其提升為一種宇宙精神。范仲淹在《窮神知化賦》中寫道:“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鉤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保ā斗段恼珓e集》卷二)他將宇宙天地、社會人生均看作一個不斷運動變化的過程,圣人之道其實就是一個“窮神知化”并能夠參與到宇宙的神化過程。他推崇這種剛健、神化與開拓精神的天地之道,并且將其與治國安邦的形而下之功用聯系起來。他在《上執政書》中說:“惟圣人設卦現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侵冋,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保ā斗段恼募肪砭牛┻@種易理將體與用、內圣與外王結合起來,開創了宋學精神的義理易學。

其二,在社會政治觀念方面。王弼闡發易理的社會政治觀念往往是儒、道雜糅,如王弼詮釋《損》卦有所謂“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以應其時者也”。(《周易注·下經·損》)他還以“貴柔”而論損益之道:“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江河居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保ā吨芤鬃ⅰは陆洝p》)而范仲淹在解釋《損》卦卦義時,則完全以“民為邦事,本固邦寧”的儒家民本價值理念來解釋。他在詮釋《益》的卦義時,針鋒相對地提出“損上益下”的政治價值觀:“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保ā兑琢x·益》)他堅持以儒家民本思想詮釋損、益之間的辯證轉化關系。

其三,從人生哲學來考察,王弼解釋《震》卦特別強調順應時勢而追求一種“適時之變”的人生態度,另外他解釋《困》卦也是道家式的,具有鮮明的“柔弱勝剛強”的道家人生哲學。而范仲淹解釋《震》卦卦義時說:“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保ā兑琢x·震》)他倡導的“心身戒懼”“思慮必慎”的身心修養,就體現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能動性。范仲淹還將外困之道詮釋為一種積極能動的人生態度,他強調君子應該“能困窮而樂道哉!”(《易義·困》)可見,范仲淹在努力張揚“孔顏樂處”的宋學精神。

闡明儒理

范仲淹在宋初時學術地位很高,特別是他“長于《易》,學者多從質問”(《宋史·范仲淹傳》)。在宋學史上,講義理易學開端均要講到胡瑗與程頤。范仲淹在宋學史上的開創、奠基的地位,還體現在對胡瑗、程頤的影響。

其一,范仲淹確立了宋代易學“闡明儒理”的思想傳統,進一步將儒家人倫之理與天地之理結合。宋儒“闡明儒理”的詮釋始于范仲淹,成于胡瑗、程頤。譬如,范仲淹的《易義》對《恒》卦卦義的詮釋說:“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保ā兑琢x·恒》)這一將君臣夫婦的社會倫常與天地自然的宇宙法則統一起來,正是宋學所要完成的文化使命。而胡瑗、程頤繼續通過易理來論證這一社會倫常與宇宙自然合一的道或理,并且作出更具哲學意義的建構。胡瑗在詮釋《恒》卦時也說:“夫尊卑、貴賤、內外、上下,不失其本分,則可以為常久之道!边@個人文之道與天地之道均有永恒性,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者”(《周易口義》卷六,《恒》)這種易理觀與范仲淹一脈相承。程頤注釋《恒》時,仍是順著這一理路,他說:“圣人以長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長久之理!保ā吨芤壮淌蟼鳌肪砣,《恒》)

其二,范仲淹易學在“闡明儒理”方面,進一步強化儒家政治倫理與易理的緊密結合。范仲淹的義理易學,在君德、君位的問題上,不僅僅是強調君德決定君位,更重要的是將此君德以仁道、至誠的儒家倫理與堯舜禹的儒家圣人統一起來。范仲淹說:“成德于其內,成位于其外。圣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保ā兑琢x·乾》)他在《四德說》中進一步闡述“乾”所代表的君之德:“惟圣人體乾而行,后之希圣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保ā斗段恼募肪戆,《四德說》)他以圣君之誠德、仁道來詮釋“乾”之德義。繼范仲淹之后,胡瑗進一步闡發這個以儒家價值體系的君德,他特別批評“后世之人多以潛隱為德”(《周易口義》卷一)的道家式的君德,并完全以儒家誠明之德、圣人中庸之道來解君德,“以人事言之,則是圣賢君子有中庸之德,發見于世之時也”!笆ト朔e中正誠明之德,德既廣,業即成,即人君之位!背填U在解《乾》卦“九二”爻時也這樣解君德:“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于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保ā吨芤壮淌蟼鳌肪硪,《經上·乾》)

其三,在人生價值觀上,范仲淹進一步強化在名教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独А坟允恰皾蔁o水”之象,君子如何處困就涉及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問題。范仲淹反對玄學道家式的“履謙”態度,而主張“困于險而又不改其說,其惟君子乎,能因窮而樂道哉!”(《易義·困》)范仲淹的安身立命之道影響了胡瑗、程頤,胡瑗、程頤的處困之道與范仲淹完全一致。胡瑗說:“惟君子處于窮困,則能以圣賢之道自為之樂,又能取正于大有德之人以為法則,故所行無不得其道,所以獲吉而無咎矣!保ā吨芤卓诹x》卷八,《困》)而程頤的處困之道也是如此,“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保ā督浵隆だА罚熬赢斃ЦF之時……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經下·困》)可見,范仲淹及胡瑗、程頤在詮釋《困》卦的卦義時,均強調兩點:其一,任何窮塞禍患的困境均不可動搖君子堅守道義的決心;其二,必須要在“君子困窮”的困境中以道自樂。這兩點體現了宋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種理想人格與人生境界,這既不同于魏晉名士以退讓為特點的道家式處困之道,也不同于東漢名士“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處困之道?梢,范仲淹對《困》卦卦義的闡發,已經深入宋學一個核心的問題意識,即如何能夠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而“名教可樂”恰恰正是宋學的思想開端。

由上可見,范仲淹關于易義的學術思想,深刻影響了宋代義理易學的幾位大家,體現了范仲淹在宋學易學的開創和奠基地位。

(責編:孫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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