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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洋 肖遠平:南方史詩的文化精神

劉洋 肖遠平2021年04月28日11:31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苗族史詩《亞魯王》文化敘事研究”負責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貴州師范大學校長、教授

史詩研究見證了中國學人從“中國為什么沒有史詩”到“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歷程。南方史詩是中國史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華大地上根脈延綿。盡管在時代的洪流中,史詩的傳統形式逐漸消退,但生長于民間,賡續于時間,承繼于空間的南方史詩文化精神仍在這片土地上傳承,并牢固地流淌于人民血脈。

何以安身、為誰立命的社會理想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自混沌初開、乾坤始基,到生命源起、萬物生長,至人類誕生,果腹溫體成為人類生存的第一考驗。如何在自然世界中取食,如何實現取食的可持續性,成為早期人類的生存挑戰。南方史詩中,多有違反某種禁忌遭致天神發怒,并洪水滅世的敘述,諸如元人類時代,因饕餮盛宴,浪費糧食,人類遭到天神懲罰,唯有懂得珍惜感恩的人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事實上,以采集狩獵為生的先民,取食艱辛繁復,長期供不應求,直至農耕與畜牧的創造,方才實現了自主擴大種植和養殖數量的愿景,農耕畜牧因此成為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人民吃飽穿暖便可“安身”,反之則必“失本”,在人人皆可安身的社會里,生存權利與尊嚴維護才可得到滿足。

通天文而曉歷法,知時節而勤勞作。農耕效能對天文歷法的依賴遠勝于狩獵采集,因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民族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生活經驗,創造了地域內的族群歷法,并在史詩中反復強調必須勤勞耕作。諸如哈尼族《伙及拉及》誦唱四季都要勞動生產,“勤勞的人,冬天是備耕的好時節;不要怕冷風像針戳,不要怕冰水裂開手腳,上山砍蕎地,下地開梯田”。傈僳族《創世紀》誦唱,“不干活的不得吃,不勞動的沒酒喝”。苗族古歌唱誦原本沒有糧食,只能生食不會熟炊,要去東球外國的地方尋稻種和栗種,“回到中球的平川,回到中球的曠野;得了稻種啊,神農非常高興;得了栗種啊,神農非常歡喜。才來運算季節,才來選擇時令”,得了稻種之后按照時令節氣耕作,“二月正開著鮮花,把谷種播在寬廣的平地,把栗種撒在平地的邊緣……四月稻苗一片翠綠,五月栗苗一片青青。六月稻栗出穗,七月八月稻栗遍地黃澄”。彝族的歷法亦是如此,告誡族人要搞好農事生產,要知曉時節,“人類盤莊稼,要按節令盤,把年月日分出來,把四季分出來,才好盤莊稼”,早期的時候,“一年十個月,一月四十天”,時節分錯了,“年月分錯了,五谷不成熟”,后來在生產實踐中,更正為十二月,并特別強調每個月都要生產,“一年十二個月,月月要生產”,“坎上種包谷,坎下種蕎子……三月二十日,開地撒蕎子。到了九月土黃天,莊稼盤好了”。

教之于理、化之于情的道德觀念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里講,教化是個體通過異化而使自身成為普遍化的本質存在。美國當代哲學家理查·羅蒂強調了“教化”的另一重含義,他認為“教化的哲學”所關注的是人的內在精神生活的轉變。在中國,傳統的儒家哲學可以說是一種“教化哲學”,內涵則是黑格爾和羅蒂兩種教化觀念的結合。儒家的教化,旨在為人的存在尋求真實,實現和建立超越性的基礎。它要在人的實有之內在轉化的前提下實現存在的“真實”,由此達到德化天下、天人合一。許慎將“教”解釋為上所行而下所效,即指在上者之感化力,受教化者的個人主體是被動的!盎焙懈淖兊囊饬x,“教”要通過教育感化,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實現人的內在轉化。從根本上說,教化是以理性來處理事,教之表現于外,化之活動于內。

南方史詩強調“道德感動”的同時,亦重視硬性規范?鬃拥摹靶陌病敝疄槿实睦砟,將儒家最高德性與心靈感覺聯系起來,孟子的“四端”之說則更突出地反映了將人的道德情感作為道德的發源起端。表面上看,似乎情與理相反,其實,它們都彌漫著思想的活動,蘊藏著理智的成分。情與理是相互依存相互統一的,一方面,情要向自覺化、理性化靠攏;另一方面,理又必須依靠情轉化成力量,離開情,則理必將陷于空疏枯燥,永不會成為現實的力量。教化不只是邏輯推論,還是情緒狀態,也就是說道德教化是一個非邏輯、非對象化的過程,是感應、感染和傳遞的過程。教化過程,牽涉到自我和他者之間、我與你之間的對應性的或對話性的行為交往過程。此外,教化還具有“親身性”的體驗。教化一定要身臨其境,才會有感化。這種親身介入,雖然并不必然要求自我主體的當下事實在場,但至少要求人們設想自己當下在場,要有自身的覺悟和自得。

南方史詩享有相同母題極為常見,天下一家的觀念也普遍存在,諸如黃帝、蚩尤等中華遠祖的事跡在各民族中多有流傳,他們也被普遍認為是華夏共祖,《山海經·大荒北經》載,“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生牝牡,是為犬戎”,《大荒西經》載,“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這表明我國西部和北部各民族的先祖可溯源于黃帝!洞蠡臇|經》又載,“黃帝生禺號,禺號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號處東海,是惟海神”,可見黃帝與上古東夷各族也有血緣聯系。事實上,南方史詩唱誦內容與民族發展密切相關,承載著民族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道德觀念是歷史演進中世代積淀的文化現象,個體的社會道德與倫理觀念共同構建民族的整體意識形態,是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道德和倫理觀念作為人類社會實現發展的內驅力,在社會秩序的演化中承擔著重要作用。諸如在家庭本位與個人本位的抉擇上,中華傳統文化重視家庭,強調集體主義,主張奉獻精神,建構出穩定的文化體系和道德規范,也創造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文化精神。這種文化精神重視血緣、地緣和業緣的有機統一,強調個體成員肩負的責任和義務,鼓勵個體成員在集體中的相互支持和依賴,群體中眾人有強烈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歸屬感。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民族性格

南方史詩重“和”!昂汀鄙l于中國古代哲學之辯,古之“大同”是以“和”為基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成了創新和發展的源泉,是萬物生長的基礎,因此“和”不是相同和一致,而是統一體中相互對立方面整合的結果。

同時,南方史詩展現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難、自強不息的生命意志。無論是洪水神話母題,還是射日神話母題,抑或是創世神話母題,都有一種強大的生命力量,并且幾乎在每個民族的神話中都會隨處發現這種不畏艱難、積極進取、戰天斗地、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這種犧牲精神,喚回了人類的進步與和平;這種犧牲精神,弘揚了民族的驕傲與自尊。這種犧牲精神還能深深地滲透在各民族的其他文學形式之中。苗族故事《苗家銅鼓的來歷》,也是這類神話母題內涵的演化。神話中關于獻身的母題往往凝聚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體現出不畏艱難的積極進取精神,射日母題中他們克服困難,失敗之后繼續戰斗,在求索之中充滿樂觀與堅韌,以堅強之驅負載萬物,共同鑄造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南方史詩展現了中華民族追求卓越、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南方史詩蘊藏著豐富的善治內容,在亞魯王文化中,“對方非外敵,原是兩兄長。對方非外姓,確是兩哥哥。不便用武力,只好來退讓”;“黃牛懂規矩,不食水牛鹽。黃牛懂規矩,不食水牛草。黃牛從不讓,水牛來配對”,均是麻山苗族的生活經驗與情感體驗。作為少數民族的精神成果,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相互構成的中華文化大傳統,以人為本、互助團結、勤儉節約、剛健有為的積極力量促進了文化認同,增強了民族凝聚力,是可跨越地域的民族共性,又在自身的地域范圍內保留著自己的特性,并不斷豐滿,逐漸形成新的文化傳統。拉祜族史詩《扎努扎別》中,扎努扎別面對天神厄莎刁難,計謀層出。如用箬葉疊七層做成帽子抵擋火辣的日頭。太陽被厄莎遮擋后,扎努扎別又去山上找來蜂蠟和松明子黏在黃牛角上,點燃蜂蠟和松明子,天地又見光明。厄莎發大水,扎努扎別就用竹子做成竹筏,將人和牲畜放在竹筏上安全渡過了洪水期,充分展現了先民們不服輸、不氣餒、善創造的探索精神。

綜上,南方史詩70余年的研究軌轍,伴隨本土文化遺產話語體系和理論建構始終,歷經“資料取向”到“資料取向與學科取向并重”的范式轉換,實現“為國證明”的文化自省到“文化建構”的文化自覺,成為在辯論中生長出來的中國學問。史詩文化精神有巨大的包容性,將民族歷史、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融為一體,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人文精神養分。

(責編:王小林、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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